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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指尖触摸到的光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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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不忍归去——《梅兰芳》
选择了主动的小心翼翼的不挣脱，然而那份约束感却遍及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贯穿全片的“纸枷锁”的比喻实在也是很适合陈凯歌的。他生生让自己进到这么一个到处都是枷锁的电影里，究竟有多少是因为这些枷锁另一方面也是最好的商业噱头，又有多少是暗合着剧中那句萦绕不绝的“输不丢人，怕才丢人”？ 我总是忍不住用比较大的善意去揣测陈凯歌，为他从前的那些骄傲，现在的那些笨拙与手足无措。
好吧，还是说回电影。 前三分之一简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我自然不敢说我能觉出什么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但影片前三分之一的几乎每一个边边角角，都能让人迅速融入导演希望营造的那股氛围中去。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当年《霸王别姬》里，那个非要弄只老鹰来的陈凯歌，只因为觉着当时的遗老遗少们，会喜欢架着鹰来听京剧。 而这一部分的京剧艺术，在时代与人生之间的穿插也最为游刃有余。 少年梅兰芳身上凸显的，是京剧更蓬勃新鲜的一些美——细微情绪的流露，文化内涵的融入，他固执地让静止了几十年的王宝钏头一次伴着薛仁贵的唱词落泪、起身，不害怕这样会抢了前辈的风头；然而他又并不是决然抛弃过去的那种刚硬壮烈，即便为了艺术追求坚持与十三燕打擂，他也仍然对其怀着浓厚情意与敬意。 不过更让人回味的却是十三燕。这位旧时代京剧艺人的缩影并不是不懂得创新——他的薛仁贵面对王宝钏表演上的变化，轻轻巧巧地便接了过来，得了个大彩。然而他却仍然固执地不肯改变，原因可以追溯到对于戏子低下地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为了避开轻浮，便选择一意坚守。可以说，他没有败给梅兰芳，那句话说的好，他是败给了时代，梅兰芳所代表的时代，王学圻演的真是不错：十三燕，一个老戏骨，可以说，教给了梅兰芳很多很多，为戏生，为戏亡，或许这才代表了那一带京剧人的脊梁，他说的那几句话至今仍响在我的耳边，“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将来你发达了，要把咱们伶人的地位提高上去”“不能让座儿觉得我们朝三暮四”。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魂，可以说，他一个人撑起了梅兰芳的半部剧，没有他，那一定会失色太多。
而这种新旧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所有选择都变得顺理成章，情节背后的含义，也更加丰富起来。于是梅兰芳在擂台上唱出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变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十三燕面对空无一人的座位坚持唱完老将黄忠的《定军山》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打擂失败后那绝望苍凉的眼神和灰暗的脸色都让人揪心。（虽然某种程度上，这又像一处败笔——我始终无法相信京剧迷们会残忍到如此地步，就因为新人更夺目，就集体轰然散去去捧新人的场，这未免打薄悲剧的意味） 但这种游刃有余，很大一部分功劳，或许要归功于王学圻与余少群的精彩演出。台上表演与台下心态的种种暗合，通过他们的身体语言得到了更为形象而传神的体现。
始终觉得，梅兰芳这个人故事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人生和他的时代，究竟怎样地影响了他的艺术。究竟梅兰芳，是怎样成为梅兰芳的。 然而，影片的精彩自青年梅兰芳掀起福芝芳盖头的那一刻起逐渐偏离波峰——因为梅兰芳步入中年，黎明出场了！我个人非常喜欢黎明，但看完《梅兰芳》，脑海里没来由的浮出《满汉全席》里的一句戏谑般的台词——黎明不是张国荣。尽管换成是张国荣来演，也一定不可避免的被大家说三道四。 传说中阿娇饰演的青年福芝芳果然被剪得丁点儿不剩，所以影片在人物年龄转换的时候显得无比突兀，感觉黎天王和陈红是冷不丁儿冒出来的，这几乎是片中最大的硬伤。一直觉得黎明是个带有浓重中庸气质的演员，所以演《半生缘》里的沈世钧倒也无不可（他把毛衣温情脉脉披在曼桢身上的时候我还是挺动容的），可他不适合诠释戏剧冲突过于激烈的人生，他就应该骑个自行车载着喜欢的女子慢慢哼哼甜蜜蜜，与时代无关，与政治无关，与责任和托付无关，与期寄和信仰无关，与所有可能出现的大开大合无关，兀自从容的相爱下去就好。 事实上，这部分里的邱如白，已经直接点出了一句话，“梅兰芳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的孤独出来的”，为了成全这份孤单，梅党们倾尽全力不许外人亲近梅兰芳，孟小冬最终也默许了这份孤单的重要性，最终远走他乡。 架势是够足了，代价也够大了，然而这份孤单在梅兰芳的舞台表演上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体现么？ 没有。 在美国公开演出的当天，梅兰芳得知邱如白为了拆散梅孟二人，雇人暗杀孟小冬，大怒，孤单的心境也到达极点。然而演出的片段居然只通过邱如白的回忆做零星闪回，一个面部特写也没有…… 可即便是黎明擅长的爱情桥段，在这部电影里也看的我别别扭扭的，一句“刚才要是送来了，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来见你呢”让人彻底晕厥。场景、眼神、姿态都已将此意境完满表达，画蛇添足的一句话，破坏整个氛围。不免想起来《橘子红了》黄磊和周迅的对手戏，仅仅眼神和姿态已经完全表达。 于是，那句几近导演视角诠释的“梅兰芳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的孤独出来的”，只能孤零零地单摆浮搁在那里。 当然，可以将借口推到黎明并非梨园科班，只能选替身进行舞台表演上。 但事实上，王学圻甚至章子怡，也并非戏曲演员出身。为什么导演却愿意让他们真人出演，将台上台下的形象，通过眼角眉梢暗暗重合？ 其实，大部分观众对表演功底并无苛刻要求，肢体稍微生涩些，并不一定就会让观众生出反感来；但主角表演某种程度上的缺位，对影片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 每当这些时刻，我当真是无比怀念张国荣。
陈红去找章子怡，那个场景很精彩，两个女人的战争，还是陈红更胜一筹，以退为进“梅兰芳他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他是属于座儿的。”陈红演的不错，把福芝芳演的很灵，尤其是得知他和孟小冬的关系以后，举手投足，说话之间都透着一股狠劲，不过家里确实需要这样的女人，后来又八卦了一下，原来梅葆玖是福芝芳的儿子呢，而福芝芳最初也不是梅兰芳的大房，却是二房。 八卦了一下，原来孟小冬和梅兰芳是结婚了的，只是维持了6年后来离婚了，后来做了杜月笙的夫人。章子怡并没有演出孟小冬的霸气。 不得不提孙红雷，从最开始说的，我们是干净的，我就想笑，感觉他演的有些过于用力，带了些戏剧学院舞台表演的痕迹，可到了中段却渐入佳境。他确实有点戏痴的境界，让我仿佛看到了程蝶衣附身，只要京剧能上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为了让他成为世界第一人，他豁出去了。所以后来当我看到后来出现误解，陈红淡淡的让他把信拿回去的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梅兰芳就是他的一切，他不肯跑去上海，按他话说，梅兰芳不在了，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有他跳上台去指点别的人演贵妃醉酒，哪怕被打也毫不在乎，在他心里，那是神圣不可玷污的。他的身上透着那么一种可悲的凄凉，他最初说台上的人物都没有逃出牢笼，后来他自己也是一样，而且是心甘情愿，总而言之，他演出了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情结，他懂得去美国演出，懂得派人去驱赶孟小冬，总之一切挡着梅兰芳的东西他都负责消除，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梅兰芳的那种成就。 赴美演出的一段是片中仅次于“打擂”的另一个高潮。陈凯歌选择的拍摄视角很独特，掌镜的摄影师也值得激赏——剧院里梅兰芳正在演出，邱如白悬着一颗心默默站在剧场门外，背景音乐鹊起，天空飘起雪花，邱如白在雪中静默无言，镜头一个转换，演出结束，掌声雷动，邱如白挤进场内，大声问怎么了怎么了，看着疯狂的人群，他的笑容恣意展开。梅兰芳是他一生的珍宝，是他的心血与寄托，是他的神明他精神领域的唯一支撑，这也算爱吧，而且如他所言，这份感情是干净的。（然而这段的场景、音乐的切换毫不连贯，莫名其妙）
第三部分的布局就更为令人悲哀些。梅兰芳完全成为一个抗日英雄。 先说那个自杀的日本人，让我恍然间想到张国荣的那句话，要是青木不死，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这个日本人演的不错，或许这就是梅兰芳的魅力吧，梅党，或许真的跨越了国界。 再说梅兰芳 。 蓄须明志是梅兰芳最为人所熟知的事迹，然而内心挣扎被如此轻易地一笔带过。 一辈子最爱的最擅长的是唱戏，然而下定决心要舍弃它，再次拾起它的日子遥不可及，这期间究竟是怎样的心理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那副纸枷锁套在身上这么多年，终有一日可以正大光明地挣脱掉，那种可能如释重负却又可能若有所失的纠缠，又该有多少戏份可挖？ 然而陈凯歌最终选择了最为高大的塑造方法——第三部分一开场，梅兰芳就已经是下定决心不唱戏的姿态，剩下来他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一步步加剧他的高大程度——宁可坐牢、打伤寒针、留胡须…… 而黎明温吞水一般的表演方式，更让人觉不出这些选择对梅兰芳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更遑论从他的表演中窥出究竟是哪些力量驱使他做出了那些选择。 之前那个惹人喜爱令人猜忌却又面面俱到栩栩如生的梅兰芳不见了，来了一个略微有些正气凛然的梅兰芳，像是要努力活出真我的梅兰芳，像是在吐露一些苦衷，宣泄一些无奈，酸也不算太酸，苦也不是很苦，淡不淡浓不浓，喜怒哀乐都无从说起的梅兰芳。这样的梅兰芳，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和青年时代的那个人差距太大了，让人一下失去了看戏的兴致，像是来探讨史实？又或者体味内心？没有了陈凯歌的精神关照，就只剩下角色们自己了。 于是，孙红雷“不管战争是胜是负，梅兰芳都应该不朽”的绝望咆哮仿佛打在了一团棉花上，毫无反弹的力度，而在病床前感慨那句“我明白了，你想做个凡人”更是相当突兀，我那一瞬间甚至根本没反应过来，“梅兰芳不是前一分钟还说自己要为提高伶人地位尽力的么，还选择了最为戏剧化的方式公开蓄须亮相，怎么邱如白就生出了你想做个凡人的念头？” 当然，《梅兰芳》是诚意之作是毋庸置疑的，陈凯歌在其中受到了各种必然的突然的约束也是事实。但一路看下来，眼睁睁看着梅兰芳的形象在第一部分的鲜明饱满之后，第二部分失之模糊，第三部分失之单薄，不是不郁闷的。孙红雷扮演的邱如白倒是一以贯之的形象鲜明，再加上大部分时间里，影片其实是在通过邱如白的视觉表现梅兰芳，他的形象就更容易完整丰富起来。但在缺乏呼应的情况下，有时候又未免显得过了。 很多评论都说，邱如白才是陈凯歌的镜子，甚至有人提议影片干脆改名叫《邱如白与梅兰芳》算了。我没有那么绝对的念头，只是看的时候偶尔也忍不住一阵恍惚，是否当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某个角色上憋屈久了，总得在其他角色上寻求写呼应显露些挣扎？
还有，吴刚扮演费二爷，他跪在十三燕前说，爷，要脸不要命啊，这个人物演的很透澈，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吧，他背着十三燕去找梅家讲情，最后让王学圻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耳光，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打的这么快的耳光，快到我没有意识到那是耳光……还有十三燕的最后那一场戏，费二爷还是精神抖擞的去掀起后台的布帘，让我都感到一丝的心酸，悲剧所以能震撼人的心灵，在于其中人物的和命运的抗争，最终的失败，心的震撼……其他的人物比如马三，鲁二爷，都演的有那么点意思， 此外，单看影片的手法，足见陈凯歌的功底。被砸场子上方的烟雾，镜头的转换，画面的光彩，足见陈导是下了功夫，而且极尽全力。
影片后面的三分之二，只怕是陈凯歌导演，也不再爱电影里这些像是在解释自己的角色了，唯独一个邱如白还在苦苦支撑着电影的一缕魂魄，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在中国拍一部电影，纵然是大导演，又能控制几分呢？
写到这里，满脑筋都是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不忍归去”似乎最能注解我对《梅兰芳》难以言说的感觉，它虽颇具诚意，但也伤痕累累。
Ps:真希望能看到加长版的《梅兰芳》 11月21日 Blog
今天又开始看小玻的blog，最初是找张国荣的资料发现了这里。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 每次电脑重装，都要在百度里搜索小玻，发现一些她朋友的blog。 她喜欢黄耀明，张国荣，西方哲学，现在在硅谷……. 很多也是我的喜好，然后，自己更像叶公好龙 最近想背莎士比亚、史记，书还没有买回来；想考雅思，单词都不认识；今天又想看西方哲学，什么时候才开始付出行动呢？ 弟弟说简单点，别太累，好好工作就行了，就那么想出国？ 怎么简单呢？现在不是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努力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吧 出国，没有想法。只想补一下英语的不足。 自认为非常热爱祖国，不愿离开。尽管每天看新闻充斥着黑色、白色、灰色….各种形形色色的骆驼祥子类型的幽默。
今年gg生日，什么都没送，nothing. 我是越来越懒散了。 再接再厉的鞭策自己，老大不小了，再蹉跎下去算什么了？ 就算苟且偷生，也不能太过简陋…… 连blog都可以换了这么一个鲜艳的颜色，那就这样吧 仿若阿布，跳着自己面条舞，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无论何种腔调，还是得打起精神来……..
一直很安静 11月5日 万科新形象1、让建筑赞美生命
基于对生命的洞察，我们看到为人而存在的建筑本质，所以让人成为唯一的尺度； 我们敬畏生命的不屈，所以在生态异常脆弱的今天，让建筑顺应自然共同成长； 我们珍视生命的可持续，所以保留更多的生活记忆，让建筑获得人文的滋养。 万科，以建筑的形式，向生命致敬。
2、生命给了建筑表情
一只邮箱怎样记载一段斑驳的爱情， 一次涂鸦又印记着什么样的童年， 甚至爬山虎的新叶，甚至手指滑过墙面的游戏，都是建筑最生动的表情。 万科相信，扎根生活的记忆，建筑将无处不充溢着生命。
3、建筑是生命的成长史
生活着，就有生活着的痕迹。 那枚挂过书包的洋铁钉子， 门框上随身体一起长高的刻度， 还有被时间打磨得铮亮的把手 所有关于生活的印记和思考， 总在不经意间铭刻在空间的各个角落， 由岁月成篇，堆积出记忆的厚度。 万科相信，唯有尊重生命历史的建筑，才能承载未来可持续的生活。
4、建筑是生命的舞台
如果，庭院失去鸡飞狗跳的童年， 厨房失去油盐酱醋的熏陶； 如果，窗口失去欢聚倾谈的灯影， 阳台失去春花秋月的演绎， 建筑，将只剩下冰冷的材料与空洞的堆砌， 万科相信——生命需要不同的表达，而建筑恰是它最自由的舞台。 10月24日 李米的猜想刚才，豆瓣上的一句评论把我感动到了，她说“朋友说没感觉，男朋友消失了四年，看不出李米有什么难过。我无法和她解释周迅演得多好，不曾站在原地守候的人，不会懂得站久了双腿都无法弯曲的滋味。”
她说，周迅眼里有天，有地，有空气中的烟雾，只是没有其他人。“她看这个世界很远，看天很近。我喜欢她自己跟自己较劲发狠的样子，她说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后骂一句：‘你他妈的怎么不去死啊！’她说我一定要骂出来。” 的确，我也很喜欢这种发狠的腔调，这个时代很多事情不这样极端地发生过，似乎就不存在了。但也同是《李米的猜想》，竟然看到有人又把它和《恋爱的犀牛》一起说事了。我觉得这些人心智不成熟，看不出来李米在和自己对着干，马路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看不出来这样打着爱的名义去坚持要一个肯定甚至不惜轻微暴力，不是一种体谅空缺的索取？问题是，明明根本不爱他。又或者，本质上其实是这个时代被坚持的东西太少了？所以马路在感情这么不有的放矢地一坚持，就迅速成为一个标签了呢？ 似水流年 偶尔在镜子里面 10月15日 人性的因素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第一财经周刊 王海鹏) 时代标本史玉柱 如果要为这部30年的企业史选一个标本人物——只选一个，史玉柱可能是最典型的。他身上聚集了一个商业传奇的所有戏剧性要素：一个边城少年，毕业于名牌大学，身无分文地来到一个大都市，仅仅几年就成为全国青年的偶像，然后又迅速陷入绝境，接着竟又不可思议地再度复活，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在两个以上的行业里取得了不可一世的成功。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他信奉“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他的经历似乎在证明，“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它可以去除你过去所有的气味”。这是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对好莱坞生存法则的解读。 1997年底，史玉柱背负2亿元债务仓皇逃离伤心地珠海。他去爬珠穆朗玛峰，在半路上差点迷路冻死，他日后回忆说，“这条命都是白捡回来的，所以人一下子就放得特别开。”这是一个在事业和肉体上都“死”过一次的人，所以，他百无禁忌。下山后，史玉柱蜗居在江苏的江阴县，靠朋友借助的50万元，图谋东山再起。他把脑黄金改名为脑白金，重新包装推出。这一次，他做对了很多事情：第一是稳扎稳打，打透一个市场再打下一个；第二是坚决不赊账，保证资金链的安全；第三就是继续广告轰炸的策略，他把几乎所有的钱和精力都放在促销上，让市场在短时间内爆发。他曾经专门到农村去调研，找老农民聊天，揣摩他们的心思。脑白金在县级和乡镇市场迅速走红。 任意夸大及渲染产品功能，以感性促销的方式打动消费者，这是史氏营销的秘诀。除了狂打广告外，他把所谓的“软文”武器发挥到了极致。“软文”是那种看上去像是新闻报道，实则是企业出钱刊登的广告文字，由于以“非广告”的形式出现，所以能够巧妙地规避《广告法》的限制，这是中国报业的一个怪胎。史玉柱亲手写了十多篇脑白金的“软文”，他宣称脑白金是人类“长生不老”的最后秘密，美国人正疯狂抢购脑白金，它还跟克隆技术一样是20世纪“生命科学的两大盛会”。当美国宇宙飞船升空的时候，他则杜撰说宇航员们正是因为吃了脑白金才改善了睡眠。在一段时间里，国内众多的县市报纸上都出现过脑白金的整版“致歉信”。当一个市场久攻不下的时候，史玉柱就会策划一场“免费赠送”活动，然后就致歉说，“由于低估了市民对脑白金的热忱，面对数以万计的市民到场，我们仅有的四十余名（根据不同情况填写人数）维护秩序人员手足无措，加之烈日的蒸烤，最终导致现场失控，护栏挤倒，保安冲散，十余人挤丢鞋子，用于赠送的脑白金被哄抢，甚至出现近10人受伤（皮外伤）的悲剧。这是我们最为心痛和始料不及的。”接下来当然就是紧急送货以缓消费者之饥渴。那是一个非常感性和冲动的消费群体，没有人抵挡得住史玉柱式的广告诱惑。 由于广告与功能严重脱钩，所以，中国的保健品有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铁律，史玉柱是“天才”地打破了这一周期的唯一人物。他的办法是把脑白金的服用功能彻底“抽离”，而直接将之定义为“礼品”，“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的电视和报纸广告铺天盖地。这则广告连续多年被有关广告测评机构和媒体评选为“中国十大恶俗广告”之首，然而脑白金的销量却连年上升。史玉柱因此很不屑地说，“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但是厂商只认销售额。” 到2001年，史玉柱仅仅用三年时间就把脑白金做成了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2月3日，史玉柱在上海报纸刊登广告，宣布向当年巨人大厦的债主们还款。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新生，并重回中国商业主流。“还债新闻”引起轰动，他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当年度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不过，很多媒体仍然不能原谅他在脑白金推广中的种种行径，在此之前，脑白金已经因涉嫌改写产品说明、任意夸大功效以及违反《广告法》而在各地遭禁。2002年3月14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脑白金真相》，对脑白金中褪黑素的功用提出了学术质疑。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脑白金在各类广告和软文中提供的很多数据和事实都是伪造或片面的，记者最后写道，“脑白金和史玉柱的面孔就在我们面前，他们越来越模糊，我们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形容他们。”据作者杨海鹏透露，史玉柱在此文发表的前一夜，专程飞赴广州，在《南方周末》编辑部坐到凌晨，多番辩解协商，报纸还是决定刊发。这则报道让史玉柱试图重返主流的信心遭到重创。而十分奇异的景象是，他原本以为此文一出，脑白金将跟当年的三株一样，从此烟飞灰灭，然而，市场的反应却意外的“坚挺”，脑白金销量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史玉柱之“百毒不侵”让人惊叹。2003年12月，史玉柱以11.7亿港元的价格把脑白金出售给北京四通的段永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段永基在发布收购新闻的时候，竟直言“脑白金什么都不是”。他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当大学教授出身的段先生与曾经被视为“中国青年楷模”的史先生为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商品举杯相庆的时候，全中国的消费者唯有远远地默视而咬齿无言。 在把饱受争议的脑白金套现出手后，史玉柱转而推出复合维生素类产品黄金搭档。在黄金搭档的推广中，史玉柱把软文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文本不但跟当年的脑白金一样极尽煽动和危言之能事，更诡异的是，它竟从来不刊登出品公司的名称，而是以“中国营养学会”的名义出现，譬如《中国营养学会声明黄金搭档：有功能无毒性》，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以为，这是一家行业学术机构发布的信息。史玉柱要求所有的软文“尽量不含有活动预告、热线电话、销售地址、广告收视指南等项目。以防消费者一看就是广告，失去隐蔽特色。活动预告可以用热线、传单、条幅等形式预告，特殊需要打硬通栏广告”。史玉柱本人是这些软文的创作者，他的一位下属曾撰文透露，“也许是天才的通病，史总对员工的才能不够信任。为了撰写黄金搭档的广告文案，他曾连续两个星期每天工作到深夜——作为一个年销售额10亿元的大公司的掌舵人，史总的行为除了让人敬佩，还让人觉得可叹。”不出意外的是，黄金搭档果然再次复制史式成功。 史玉柱深知保健品是最不安全的行业，所以他从来没打算“终老此乡”。2002年8月，他收购青岛国货的法人股，成为第一大股东，并将上市公司名称改为青岛健特生物。健特是巨人（Giant）的英文译音，是脑白金的出品方，史玉柱此前一直隐身其后，只担任这家公司的“策略顾问”。数月后，他先后向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购买了1.68亿股的华夏银行股份，成为该行的第六大股东。2003年，他受让北京万通的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成为第八大股东。后来的几年，史玉柱不断增持华夏和民生两家银行的股票，随着资本市场的狂热和泡沫化，他从中获利十分丰厚。此时的史玉柱已非一般风浪所能击倒，在一次论坛上，他说，“江湖当然险恶，不过已经险恶不到我的头上了。” 2004年，上海盛大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同在上海城的史玉柱大为心动，他突然决定转战网络游戏业，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现在是“回归本业”。为了熟悉网络游戏，已经42岁的史玉柱通宵达旦地泡在游戏中，竟成了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当时的网络游戏有两大主流趋势，一是陈天桥创造出的点卡销售模式，二是美国游戏业的3D浪潮，几乎所有中国游戏公司都在这两个方向寻求创新和突破。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场大于技术”，已经被很多公司抛弃的2D游戏却可能是一块刚刚肥沃起来的土地，所以他收编了一个被陈天桥抛弃了的团队，将一款不被人看好的、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2D游戏定名为《征途》。接着，他又颠覆了陈天桥的盈利模式，跟当时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费游戏，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装备”的时候才需要出钱。这好比两家游乐园，盛大要买门票才能进入，而征途则免费入内，只是玩游戏的时候才要掏钱。2005年4月，史玉柱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亿元豪赌网游”。就跟保健品行业发生的情景一样，当史玉柱出现在网游业的时候，一切顿时变得动荡不已，各类脑白金式的“软文”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国内的各种报刊上，史玉柱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投放游戏广告，甚至宣称“玩游戏可以赚工资”。《征途》的玩家数急剧上升，网游的收费模式被彻底颠覆，陈天桥被迫宣布《传奇》游戏永远免费。2007年11月1日，由史玉柱控股的巨人网络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按招股书披露，2007年1月至6月，巨人网络营收总额为6.87亿元，同期净利润为5.12亿元，除了暴利二字无以形容，巨人网络市值高达50亿美元，超越盛大网络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网游厂商。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仍然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征途》的典型玩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人，花几万元人民币买一套虚拟装备可以连眼睛都不眨；另一类是穷人，没什么志气的穷学生或二三级小镇里无所事事的青年，钱虽不多，但每天有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消磨，一听有免费游戏玩，甚至还可以从游戏中获取工资，趋之若鹜。财经作家许知远评论说，《征途》贩卖的是希望，那种对滥杀的权力欲、对金钱所带来的随心所欲的“希望”，它像是现实社会推崇的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的扩大，每个游戏者都钟情于那种放纵的快感，并对此规则确信无疑。 史玉柱是这部企业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这代企业家中市场直觉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地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且以最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他因此被称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辈企业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在营销手段上的恶俗和对人类贪婪面的利诱，则受到重大的道德质疑。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透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史玉柱对记者说，“退休前我只会干网游这一件事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所有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大概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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